纪念钱学森先生时代的骄子民族的精英_泊头市景点_

时代的骄子民族的精英钱学森.12.11－.10.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颗科学巨星陨落了，但“钱学森星”仍在浩瀚无垠的太空回旋。在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紧要关头，一颗伟大智慧的头脑停止了思想，但钱学森的科学精神将薪火相传。这是一种何等高尚的人格，这是一种何等伟大的智慧？他必将载入历史，并赢得众望所归！年10月31日上午8时6分，钱学森院士溘然离世，三个小时后，新华社发布了新闻：“我国科学巨星钱学森今天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当时我正在筹备“首届国际老子道学文化高层论坛”，而钱学森的人体科学思想恰是这次国际论坛的三大议题之一，定于11月5日上午九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开幕式，没想到仅差四天钱老就离开了我们。为钱老逝世感到无比悲痛的不仅是我国航天事业的科学家和军人，不仅是中国科学界的研究员和教授，不仅是学术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和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们，还有城市里的市民、乡村的农民和各级政府公务员等不同职业的人们。11月1日，北京市下了自年以来最早的一场初雪，这场不期而至的鹅毛大雪使京城大地一片洁白，更寄托了国人对这位老科学家的悼念和哀思。当我赶到京西阜成路航天大院钱老家中，发现自发前来吊唁钱老的首都各界群众络绎不绝，连附近工地的农民工也寻路赶来吊唁。钱老的家住在8号院一幢单元房里，这套房比起现在北京社会上层人物居住的豪宅和别墅显得如此窄小和陈旧，钱老却在这里居住了四十多年不肯搬家。他说过：“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灵堂设在楼下一层一间小房间里，我面对钱老的遗像默哀之后，将新出版的《丹道法诀十二讲》、《道学通论》（年修订版）送给钱老的秘书和家人，发现楼边搭起的棚子里摆满了花圈、挽联和数不清的鲜花。11月6日早晨6时，我去八宝山殡仪馆向钱老的遗体告别，发现上海交通大学的师生已排队等候了。先是见到中央首长的专车疾驶而来，接着两院院士和一批军人进入告别厅。我和手持讣告的钱老生前友好80余人接着进入告别厅，同行的有钱学敏、伍绍祖等人，告别结束后我拿到一份六千多字的《钱学森同志生平》，看到前来八宝山送别钱老的各界人士已将殡仪馆挤得水泄不通，在哀乐声中静候的群众队伍一直排到长安街上。半个多世纪以来，钱学森是中国科学的偶像，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标志，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火红年代的杰出典范，他理所当然地活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心中。人民怀念钱学森，钱老对“人民科学家”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在中国，钱学森的名字为什么能牵动千千万万人的心？实际上，对于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出生的人来说，钱学森代表着一个时代，这是一个千千万万人为雪百年国耻，为中华民族在东方崛起义无反顾地献身祖国的时代。如今钱老走了，这个时代也逝去了，然而在中国有千千万万人怀念这个时代，呼唤再出现钱学森这样的科学领军人物，早日实现祖国的现代化。对我们这批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耳闻目睹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亲自感受了那个时代的气息，现在年过花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对那个时代的追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最早听到钱学森的名字，是年在河北省泊头市读中学的时候。特别是在泊头一中读高中时，教师备课的教研室里挂有科学家的画像。化学组的墙壁上挂有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杨石先、侯德榜的画像。数学组有华罗庚教授的画像。物理组教研室挂有钱学森的照片，而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的名字在中学里是人所共知的。年我在南开大学化学系读书时，学校正对青年学生进行“又红又专”的教育，我们读到一段钱学森的讲话，那是钱老入党后的感言。南开大学校长、先师杨石先教授也是那个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们都成了我们大学生学习的“又红又专”的榜样。当年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里，高悬着一帧条幅，上写“树雄心，立壮志，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那几年国家刚从困难时期恢复过来，随着导弹部队击落美制U-2高空侦察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士气，重点大学的理工科学生拼命读书，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那个年代人们有一种信念，就是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个人生命的，只要祖国需要，再艰苦的条件你都要冲上去，直至作出牺牲也无悔。那是一个令青年人热血沸腾的年代，不懂得这个时代，就没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青年男女离开城市为祖国找石油，在荒野里开发出大庆油田，就不明白那个时代为什么出现铁人王进喜、焦裕禄等模范人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乃至一个人物，都会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由自主地承担一种使命。青年人要建功立业，需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激情，时代的激情可以塑造人生。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无论历史上经过多少挫折和反复，只要其青年一代没有醉生梦死地堕落下去，只要其民族精英还存在奋发向上的激情，这个国家和民族就是有希望的，也是不可侮的！自年鸦片战争以来，满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军阀混战乃至日本强盗在中国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中华民族受尽了列强的欺凌。在中华民族几近亡国灭种的时候，人们才切身体验到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国亡了不行，国弱了也不行，于是“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在中华民族“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里，“士”就是民族精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命运的承担者。近代百年耻辱的国史，激励着许多革命志士为改造社会而流血牺牲，激励着许多青年学生漂洋过海到西方求学，力图报效祖国。近代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受尽屈辱的历史，铸就了中国一代代青年为国献身的悲愤情结，也铸就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强国梦”！近代中国的革命志士，青年知识分子，有政治觉悟的劳动人民，汇成了一股革命洪流，承担了中国传统社会“士”阶层的历史使命。他们以时代的激情改造中国社会，用自己的全部生命为国图强，为中华民族争气，为祖国争光。钱学森无疑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为国图强的志士。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就这样表述他：“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显然，钱学森的人格是时代铸就的，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钱老是时代的骄子，是民族的精英，用钱老自己的话说：“中华儿女雄千古！”钱学森的人格不仅是中华民族一百五十年来奋发图强的知识分子精神的结晶，而且是中国那个时代人心的诉求，同时他又召唤着中华民族未来的千千万万年轻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就是他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拷问，钱学森断言现行教育制度很难培养出“帅才”，因此在培养政治、经济、科技领域的领军人才模式上需要改革和创新，这是中国“科学巨星”对中华民族未来国家栋梁之材的精神寄托。钱老逝世后，我在前往钱老家中吊唁时曾将一副挽联交给钱老的秘书，这幅挽联写着：学子归也，百年国耻得雪，君其雄哉！哲人逝矣，万民仰望星空，继者谁乎？年，钱学森院士年至古稀，辞去了国防科研一线的领导职务，步入了金色的晚年。人们知道，“两弹一星”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组织千万科研人员具体实施的国防系统工程，它是按苏联航空技术的“总体设计部”模式进行管理的。钱学森教授早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期间就著有《工程控制论》，显然是系统科学的开创者之一。他学识渊博，思想活跃，无疑是我国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不二人选，成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元勋。钱老退居二线后，最重要的科研活动是力图把系统科学的理论推广到军事指挥系统、国民经济系统、社会管理系统、人体生命系统、人脑思维系统、科学分类系统、地理生态系统等学术研究的领域，从而开创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系统学。在科学史上，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混沌学、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等系统科学的创立是划时代的大事。如果创立起系统学，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其科学贡献当然可以和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出现相比拟。由于系统都是由多种元素组成的，系统学的研究必然涉及到传统科学分类的多种学科，因之钱老的这一科学活动使他在军事运筹学、系统工程、科学学、政治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治沙产业、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学等五花八门的学科都作出学术贡献。人们可以从钱老晚年的文集和《钱学森书信》中领略他这些闪光的思想。钱老在创立系统学方面迈出了探索性的步伐，那就是年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即用计算机系统构成的综合集成研讨厅的方法，并实际应用到解决农产品财政补贴的国民经济决策中取得成功。与此同时，钱老在年3月8日曾向党中央提出设立“总体设计部”的建议，试图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中各级政府部门利益分割、权力寻租，以消除腐败和保证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年1月，钱老又组织有关专家写出《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迎接21世纪》的论文，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我与钱学森教授的交往，是从年开始的，也就是钱老刚刚退居二线的时候，因之对钱老晚年的科学活动感触颇深。我那时正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仅是一个还没取得硕士学位的学生。直至钱老逝世28年过去，我自己也办了退休手续，才知道人世间的聚散离合，各有缘分。我们“文革”前读大学的这代知识分子对钱学森开创中国航天事业的壮举心仪已久，因之我在年选报高考志愿时就把钱学森教授执教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力学系填为“第一志愿”，然而却被“第四志愿”的南开大学化学系录取。入学以后我才越来越体验到命运之神的安排是何等巧妙，因为在南开大学遇到了我一生敬之如父的恩师杨石先教授，年夏天，就是杨老指引我请教钱学森教授的。杨石先是这所周恩来总理的母校初建时期最年轻的教授之一，曾任西南联大教务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南开大学校长。正是因为遇到了杨校长，我感谢高考被南开大学化学系录取。如果人生可以重复一次，我还会选择南开大学。“文革”结束后，杨校长推荐我到广州中山大学去读研究生，导师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物理学家黄友谋教授。黄老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物理系，和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澍是很熟识的校友。在黄友谋教授的指导下，我不仅努力学习他讲授的“现代科学前沿”的课程，还在数学系和电子系选修了控制论、概率论、信息论的课程。年，我在研究玻尔兹曼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公式和申农的信息论公式时发现了一个物理常数，推导出信息和可用能的关系式，进而导出信息和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的数学关系式。这项研究成果得到黄友谋教授和物理系关洪教授的支持，写成《信息论和热力学结合的思考》一文，年夏天带给了杨石先校长。杨校长说这个题目拿不准，须找一流的专家确认一下再发表，他建议寄给钱学森教授去审阅。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刚刚恢复，周培源当选中国科协主席，杨石先和钱学森都任副主席。年春，我接到北京师范大学方福康教授的信，告诉我钱学森教授把论文转给了他，委托他给我回信。几个月后，钱老又审阅了我的《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亲自给我回信，并在成立中国人体科学筹委会的讲话中鼓励我进行内丹学的研究，中山大学在我毕业离校前播放了钱老讲话的录音。从此，钱学森院士和我保持了28年的交往，我也从广州到济南到北京，从硕士到博士到博士生导师，走过了一段艰苦卓绝的人生历程。特别是年初杨石先老师逝世后，我来到北京，钱老在我的人生中接替杨老成了我前进道路上的指路人，他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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