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碑林的第二展室中，立着一通高厘米、宽99厘米的巨大石碑，这通碑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通碑可以说是碑林中在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石碑，每年都有无以计数的中外游客慕名前来参观。碑上刻有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字，它记载着唐代前中期来自叙利亚的聂斯托利教派（亦称景教）传教士在华传播基督教的重要史实，与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押碑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并称“世界四大名碑”。这通碑中巨无霸现在十分知名，但鲜为人知的是，它在历史上曾经度过了一千多年默默无闻甚至艰难曲折的岁月，直到年丹麦探险家何乐模来到西安企图把景教碑运往西方，并仿刻它之后，景教碑才声名鹊起，享誉世界。

景教碑曾被埋入地下余年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景教（基督教）在唐代流传情况，现在被认为是基督教传教史上最为重要的石质文献之一。它刻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年），碑文记述了景教于唐朝贞观九年（年）由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传入西安，由唐太宗派高级官员携仪仗队去郊外“宾迎入内”，给予礼遇和支持，让阿罗本在宫殿中译经，在内廷中布道，并下诏准许他在京畿建造大秦寺。景教先后受到过唐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诸皇帝的青睐、支持，在唐代前中期的传播已蔚为兴盛，按照景教碑不无夸张的说法，已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称，它是景教在大唐疆域内多年日渐兴旺的记录者。但在会昌五年（年），唐武宗下诏灭佛，祸及景教，大量景教僧侣被迫还俗或被驱逐出境。遭此打击之后，景教一蹶不振，并渐渐销声匿迹。大概也正是在此期间，景教徒为了保存景教旧物，以图东山再起，遂将景教碑埋入地下。这一埋就过去了余年的时间，之后景教碑几乎彻底被人们遗忘了。

直至明天启五年（年），一说为天启三年（年），几位西安府工匠在盖房屋发掘地基时，才从地下挖出了正面朝下、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景教碑。由于发现石碑上镌刻着从未见过的奇怪文字，工匠们迅即报告官府，地方官员遂将景教碑移置于西安城西郊的金胜寺（亦称崇仁寺、崇圣寺，约今丰镐东路空军某部院内）中，与其他几通该寺的维修记事碑并肩而立。发现景教碑的消息传开后，凤翔府举人张赓虞认为碑文与天主教有关，于是将拓片送交明末著名学者、天主教徒李之藻鉴定，被确认为珍贵的中国古代天主教历史文献。这对于明末清初热衷于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和“上帝”等字眼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来说，景教碑的重见天日，无疑是个绝好的消息。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可以在中国典籍中找到天主之教在中国古已有之的佐证，而且现在有了确确凿凿的物证。

年矗立在西郊金胜寺基址的景教碑

（自左至右第四通石碑即是）

景教碑的出土地点，长期以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出自西安城附近，一说出自周至县终南山麓唐大秦寺所在地。虽然景教碑出土地点的争议尚难骤下结论，但是景教碑在出土后不久即被移置西安城西郊规模浩大的金胜寺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年起，就陆续有西方传教士和游历者深入中国西北内陆，前往西安金胜寺察看景教碑，虽然人数寥寥，但却向西方世界传递了景教碑状况的第一手信息。

清末的金胜寺

金胜寺作为明清西安城西郊规模最大、建筑最为宏伟的佛寺之一，曾以“五百罗汉塑像”享有盛名，原本作为景教碑的栖身之地也颇为相宜。有资料显示，明清之际景教碑还一度被镶嵌在砖龛中加以保护。年前后还曾建有碑亭。但至清代同治年间，由于社会动荡，金胜寺被付之一炬，景教碑也就随之暴露在田野之中，与城郊的大量散见碑刻一样无人顾及，任其经风沐雨。

西方人渴望“获取”景教碑

年时，景教碑的命运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缘于西方人对它的重视，尤其是这年丹麦探险家何乐模从欧洲来到西安，企图将景教碑运往西方，在一系列的历险活动后，景教碑不再默默无闻，并广为世人所知。

加入海军之初的少年何乐模

当时西方世界渴望获取“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欧美基督教界、博物馆界和地理学界等机构为代表，主张通过各种手段将原始景教碑运往欧美国家的博物馆中陈列展出，对获取景教碑表现出强烈愿望，如早在19世纪后期，英国学者巴鲁复、拉库伯雷等先后通过《泰晤士报》呼吁将景教碑收归英国博物馆；年，来华传教士史蒂文森在实地探访景教碑后，亦在《泰晤士报》撰文宣称：“闻名世界之景教碑，时至今日，任凭自然破坏、人为摧损而无半点保护措施。此碑弃置暴露于荒野，实乃十九世纪一大耻辱。衷心希望我当局派有能力之人，游说北京官僚，力求使之同意将此贵重景教碑转交大英博物馆，期得妥善保护。若此计划难以实施，务请北京外交使团诸君努力，劝求中国官员至少建一碑亭，使之保护景教碑。若不采取适当办法，如此贵重之景教碑，恐早晚会荡然无存”。

用五两银子建造的景教碑亭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各国驻北京公使馆和在华传教士也纷纷呼吁、敦促清政府尽快切实可行地对景教碑加以保护。设于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也作出了保护景教碑的决议，并于年2月，由该会会长休斯和驻京外国公使团主席德国公使巴兰德等人敦促总理衙门和各军机大臣切实保护景教碑。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回应。年，清廷拨款两白银命陕西官府为景教碑建造碑亭，但由于在层层拨付交接的过程中，官吏吸榨盘剥，以至于这笔经费送至西安时，仅余5两。用5两白银建造的碑亭只能是粗制滥造的低劣建筑，没用多久就塌毁无存了，景教碑又重新落得风吹雨淋的窘状。

正是在西方世界强烈希望获取景教碑而未能如愿，清廷和地方官府对景教碑又保护不力的大背景下，才发生了～年何乐模欲得原始景教碑不遂，而仿刻景教碑并将之运往纽约的事件。

觊觎景教碑煞费苦心

丹麦探险家何乐模之所以会在年不远万里来到西安觊觎景教碑，与他此前的个人经历也有着紧密关系。在民国年间编修的《续修陕西通志稿》《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以及相关论著当中，往往含混地给何乐模冠以“西人”、“丹麦人”“古董商”、“新闻记者”等身份，但均不能准确反映何乐模来华之前、在华期间以及返回欧洲之后的复杂经历。

何乐模年轻时身着礼服的肖像照

综合各类英、法、日文文献的记述可知，何乐模（FritsvonHolm，一作FritzvonHolm）于年6月23日出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其父曾任丹麦驻外总领事；作为丹麦皇室的亲戚，何乐模在幼年时期还曾得到过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八世的







































北京看白癜风的医院有哪些
治疗白癜风哪里专业